大日遍照妙香城
南詔末年，宮廷政變迭起，三十餘年間先後出現了三個短暫的政權，直到段思平於937 年建立大理國，雲南地區才重新進入了穩定時期。大理國全盤繼承了南詔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制度，佛教盛極而不衰。遙想當年，巍峨的崇聖寺三塔矗立在大日遍照的妙香城，附近寶刹宏闊，宗風熾烈，期間梵唄迭起，家無貧富，皆有佛堂，香煙繚繞，一派莊嚴瑰麗的氣象。從南詔王室宣揚阿嵯耶觀音為建國聖源的故事中得到啟發，大理國段氏積極推崇佛教，強化佛教治國。《南詔野史》記載段思平建國初始就「歲歲建寺，鑄佛萬尊」。大理國二十二位君主中，竟有九位出家為僧，開創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帝僧」風氣。由於官府的大力提倡，大理國不僅有大國師主持國王灌頂等重大儀式，同時還出現了「釋儒」階層。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記》說：「師僧（釋儒）有妻子，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釋儒制度的推行使得大理國的整個統治階層兼有行政與宗教的二元身分。大理國後期，至高無上的「張勝溫畫卷」出現了，與強調王權來源合法性的「南詔圖傳」不同，「張勝溫畫卷」更勝一籌，它把王權整體運作佛教化，統治者們與法界至尊大日如來遙相呼應，一起被供奉於妙香城中。
大理佛教
《僰古通紀淺述》記載宋太祖征得後蜀，群臣力主攻取雲南，但宋太祖認為唐朝的滅亡是由南詔與唐的天寶戰爭引起，故不想再與大理國發生關係，便用玉斧在地圖上沿大渡河畫線與大理國隔江而治。相比南詔與唐朝臣屬關係，大理國與宋朝的關係要鬆散許多。較為獨立的政治環境使大理國的政治文化進入一個變化緩慢的階段，例如一些唐代文字、稱謂、佛教造像藝術等被保留沿用。此時期值得一提的是阿吒力教的發展壯大。所謂「阿吒力」即「阿闍黎」，梵語「規範師」的意思。《南詔野史》等史料描述阿吒力教講究秘密儀軌，精通方術，又吸收了印度密教和儒家思想，所以深刻嵌入了大理國的政治、軍事與社會生活等方面。與此同時，禪宗、華嚴宗等佛教流派在大理國繼續發展。「張勝溫畫卷」就表現了中土禪宗至大理的法脈傳承。千尋塔塔剎曾清理出土《大方廣佛華嚴經》字樣的朱書寫經就是有力證明。
如是我聞
《大理行記》、《雲南志略》等元代史書記載在蒼山許多寺院內居住著得道高僧，他們不僅掌握著國家大型儀式活動，還精通異術，能降伏外敵，應付各類自然災害。另一種僧人被稱為「釋儒」或「師僧」，他們有家室、有妻子，往往以家族傳承，既通曉佛法又研究儒學，成為社會精英階層。目前，我們對於大理國的佛教，特別是阿吒力（阿左梨）教理解不深，而大理國傳世的佛經無疑能幫助我們從灌頂儀式、觀想、持咒、修法次第等宗教活動內容進一步認識大理國佛教內涵。1925年，崇聖寺千尋塔塔頂因地震震塌，一批藏於塔剎的大理國寫本佛經流落民間，其中《金剛經》和《妙法蓮華經》被雲南著名收藏家高蔭槐將軍所獲。抗戰期間，吳乾就先生在大理《龍關趙氏族譜》背面發現寫有《大般若經》，並有大理國天開十九年(1223 年) 題記。另有一卷大理國《維摩詰經》流散至天津，後盜賣美國，現被大都會博物館收藏。1949 年以後，大理國經卷的多次發現，比較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56 年，大理市鳳儀鎮北湯天村發現了近三千卷（冊）佛經，其中約有二十餘卷（冊）為大理國寫本佛經。第二次是1978 年至1981 年維修千尋塔期間，發現塔中有大理國佛經。第三次是1981 年維修大理佛圖塔時也發現了一批寫本和刻本佛經。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宋大理國天開十九年（一二二三年）一九五六年大理市鳳儀鎮北湯天村董氏祠堂出土長一千四百三十六釐米，寬三十一點五釐米 雲南省博物館藏 ，此經卷是抗戰期間吳乾就先生在大理下關發現，原寫於《龍關趙氏族譜》背面。卷尾題記為「大理國灌頂大阿左梨趙泰升敬造大般若經一部……時天開十九年癸未歲中秋望日大師段清奇識」， 背面鈐有「皇帝聖德豐載玄珠」及「灌頂阿左梨釋智生為法界有情等敬造」印。「天開」為大理國十九代王段智祥紀年，十九年當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此題記表明敬造者身分非同一般，他是位國師級別的得道高僧，是曾給王室進行灌頂儀式的大阿吒力。
◆慈悲道場懺法卷◆ 元（一二七一至一三六八年）一九八一年大理州佛圖寺塔出土長七百二十二釐米，寬二十四點八釐米大理市博物館藏，扉畫左下方刻有「蒼山僧人趙慶刊」，證明此經卷為大理本地刻本， 這是目前所見南詔大理國佛經中少數幾卷可以確定為本地刻本的佛經，極為珍貴。整個經卷畫面精緻，文字規整，體現了較高水準的雕版印刷工藝。值得一提的是，扉畫左右兩端題記為「奉為冤親及法界有情造」和「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會」，中央為阿彌陀佛三佛端坐，左右立地藏菩薩、楊枝觀音等大菩薩六位，下方坐有尊勝佛母，上方佛光中又見三佛倚坐，左右文殊、普賢二位大菩薩分別騎青獅、白象踏祥雲而來，畫面周邊雲氣中有亭臺樓閣、玉池瓊漿， 迦陵頻伽往來其間，天花滿地，一派淨土極樂莊嚴美景。畫面左右下方兩端，有身著元代貴族衣服的男性和女性供養人各一列。
荼毗重生
佛教傳入前，雲南的氐羌系民族就有火葬之俗，《荀子•略篇》記載：「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唐代樊綽《蠻書•蠻夷風俗》記載：「蒙舍及諸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其餘灰燼，掩以土壤，唯收兩耳。南詔家則貯以金瓶，又重以銀為函盛之，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其餘家或銅瓶、鐵瓶盛耳藏之也。」可見氐羌民族之遺風。大理國時期，佛教文化對雲南的社會生活影響深遠，其中之一就是佛教所提倡的荼毗之法（即火葬）成為了雲南的主要喪葬方式，直至元明時期火葬墓已經遍及全省。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人死則置棺於中堂，請阿吒力僧遍咒之，三日焚於野，取其骨貼以金箔，書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瘞（埋）之。」根據考古發現，雲南宋、元、明時期的火葬墓結構一般分地上、地下兩部分，地上為石質經幢、石碑、法界輪墓石等，地下為土坑墓穴安置火葬罐，有些有套罐，罐內存有骨灰及貼有金箔的燒剩人骨等。
◆帶蓋彩繪火葬罐◆宋大理國（九三七至一二五三年）一九八五年騰沖市來鳳山出土通高三十二釐米，口徑十點五釐米雲南省博物館藏火葬為唐宋時期雲南主要的喪葬方式之一。此罐為圓形平面蓋， 蓋面有三角形紋飾。罐身肩部有陰刻紋飾， 溜肩， 腹略鼓，往下漸收。在底部有一層仰蓮瓣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