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寧寺水陸畫

為促進兩岸交流,同時普及宗教藝術文化,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二O一五年十一月於佛陀紀念館展覽「以法相會──明清水陸畫」。展出作品以明清時期的北水陸畫作為主,而臺灣直到了國民政府遷臺後,才有水陸法會,但皆是使用南水陸儀軌,所以臺灣普遍大眾,乃至佛教徒,對於北水陸儀軌與畫作可說相當陌生與模糊。藉由此次展出可以了解明清時期水陸法會的發展,以及水陸畫的歷史流變,可說相當難得。

此次展出以山西博物院典藏的水陸畫為主,包含明代寶寧寺水陸畫、清康熙年間所繪製太岳區水陸畫、明末清初太岳區「神像式」水陸畫,以及清代太岳區「牌位式」水陸畫,此四堂水陸畫以軸幅或立牌的形式展現。另外,河北地區明代毘盧寺水陸壁畫,該壁畫文物保存無法搬離原址,故以複製、再現的方式展出。

展出此五堂的水陸畫,皆各具有特色性,值得仔細觀賞品味。寶寧寺水陸畫原屬山西省右玉縣寶寧寺典藏,約繪製於明天順元年至四年(1457~1460年)。此堂水陸畫現存明代畫作一百三十六幅,此次來臺展出二十幅。整體來看,寶寧寺水陸畫,乃明代現存北水陸畫軸數量最完整者,為明代宮廷院派畫風,畫面工法繁複細膩、色彩華麗運用自如,至今已有六百餘年,不愧是研究明代早期水陸畫的重要寶貴資料。

河北毗盧寺水陸畫繪製於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四壁主要分為上、中、下三層,繪一百二十二組共五百餘尊人物,每組幾乎均有榜題標明畫作名稱。

太岳區水陸畫,掛軸次序,共分上、中、下三堂,每堂先區分左、右,再細分上、下,與一般北水陸的懸掛次序有別。但奉請的相關神祇,仍然不出北水陸的範疇。該堂水陸畫可看出,從晚明至清初的傳承性與地域的變異性,反映出繁複靈活的北水陸畫特色。該堂水陸畫由民間所繪,雖然無法與明代宮廷畫師所繪的寶寧寺水陸畫比擬,但造形落落大方,用色華麗,細節表現上仍一絲不苟,且畫面大量使用泥金裝飾,由民間出資創作能達到此規模,實屬難能可貴。

太岳區「神像式」水陸畫由太岳地區徵集而來,爾後移交至山西博物院典藏,便一直存放於庫房之中,從未對外展出,此次因緣和合,得以挑選十四件作品來臺展出。該水陸畫屬於立牌形式,畫心使用紙本設色,外圍黏貼紺藍紙,裱褙於紙板上。該堂水陸畫與寶寧寺水陸畫、太岳區張崇禔所奉獻水陸畫相較,其尺寸較一般掛軸水陸畫小,每幅畫面尺寸,應屬於立牌式擺放於桌面,乃至簡易懸掛的特質。屬於民間簡易型的水陸法會所使用,以便於收納、移動。

最後一堂太岳區「牌位式」水陸畫,與上一堂「神像式」水陸畫,皆徵集於太岳地區,目前典藏於山西博物院,該堂清代水陸作品至今並未對外展出,此次來臺展出共三十六幅,可說相當難得。水陸畫作品皆繪製於布面上,在畫心周圍裱褙藍布,畫作背面襯紙托底,成為裱版形式。畫作尺寸不大,畫面中繪製蓮花牌位形式,在牌位上方書寫奉請神祇,以此來替代繁複的水陸畫神祇內容。該堂水陸畫的形式,反映當時舉辦北水陸法會時,不排除在懸掛水陸圖像的前方,於桌案放置各牌位,以增加法會莊嚴與儀軌需求,但也有可能僅是作為替代圖像式水陸畫的簡易版本。

寶寧寺水陸畫
此次展出最具有特色性的水陸畫為寶寧寺水陸畫,該堂水陸畫約繪製於明天順元年至四年(1457~1460年)。二戰前寶寧寺典藏此堂水陸畫,爆發對日抗戰時,右玉紳民為保存珍貴水陸畫,將其運至綏遠。戰後一九四九年取回,保存於大同雲岡古蹟保管所,一九五五年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員會將此堂畫作徵調至太原山西省博物館,二OO四年山西省博物館更名為山西博物院。此堂畫作屬於國家一級文物,鮮少離開山西博物院對外展出,此次展出二十幅,規模甚大,前所未見,相當難得可貴。

寶寧寺位於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右衛鎮東街北側,建於明代天順四年(1460年),目前僅存天王殿、大雄寶殿。依據史料,寶寧寺由右玉林衛所建,右玉林衛乃明代朝廷為嚴防韃靼入侵所設衛所之一,因此該地為明代北防的軍事要地,自古戰爭頻傳,死傷慘重。明代北疆常發生與韃靼、瓦剌兵戎相見之事件,尤其以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所爆發的「土木堡之變」,最是震驚朝野,明英宗更在此事件成為階下囚。

清代康熙乙酉年(1705年),寶寧寺住持釋廣居主持重新裝裱水陸畫,題記云:「敕賜鎮邊水陸一堂,妙相莊嚴,非尋常筆跡所同。」至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住持釋源緒再次重新裝裱,題記云:「郡城之寶寧寺古刹也,有水陸一堂,中繪諸天佛祖,每於歲之浴佛節森然陳設,焚香頂禮,四方檀那咸畢集而瞻拜焉。溯其由來,蓋敕賜以鎮邊疆而為生民造福者也。其筆墨窮形盡相,各極其妙,誠名賢之留遺,非俗師之所能也。」由榜題可知寶寧寺水陸畫乃明朝廷賞賜,作為「鎮邊」政治目的之用,在明清時代眾多水陸畫之中可說相當特別。

寶寧寺慣例於每年農曆四月八日佛誕之日舉辦浴佛節,將水陸畫懸掛陳設,並舉行水陸道場,活動結束後便將畫作細心收藏。辦理水陸法會目的乃追薦、超度戰爭陣亡將士、忠臣烈士、孤魂等,藉以安撫民心,祈求太平。而明代開國以來,對於國家有功陣亡人士,朝廷都會下詔舉行祭祀和超度法會。

明代北水陸畫軸數量並沒有嚴苛的限制,繪畫的品質也沒有嚴苛的規範,通常和人力、財力、物力有直接的關連性。一套畫風細膩且畫幅甚多的水陸畫,相對其困難性也較高,沒有雄厚的金援與優秀的畫師難以達成此目標。而寶寧寺水陸畫風格精緻,與民間畫工的水平與質量上迥異,如此精緻的水陸畫在明代造價昂貴,非一般尋常百姓所能負擔。寶寧寺水陸畫在明代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使命,也具備特殊的畫史定位,且繪畫技巧高超顯然出自明代宮廷畫師之手,展現出明代宮廷的繪畫風華。此堂水陸畫共計一百三十九幅,其中包括清代(1644~1911年)重裱題記二幅和水陸緣起圖一幅,其餘現存一百三十六幅為明代(1368~1644年)原作,內容包括諸佛九幅,菩薩十幅,明王十幅,十六羅漢八幅,面燃鬼王像一幅,其餘畫天界、地府、往古眾生等。除佛、菩薩及面燃鬼王外,每幅畫面均標明畫作名稱及懸掛順序。二OOO年山西博物院對部分佛、菩薩像重新裝裱。

明代屬於「北水陸」系統的水陸畫,至今整堂保留完善者,幾乎所剩無幾。寶寧寺水陸畫流傳至今,還遺留一百三十六幅明代作品,實屬難得可貴,但有少數幾幅的作品今日已經缺失,原畫幅數量應接近一百五十幅。畫作均為絹本設色,其中九幅佛像尺寸較大,高約145~148公分,寬約76~77公分;其餘的畫作高約116~125公分,寬約60~63公分之間。

寶寧寺水陸畫各畫面幾乎是以人物畫為主,人物造形多變,據統計共有八百多位。人物背景繪有雲霧、山水等不同藝術表現形式。該畫作具有獨特價值,可以作為研究明代人物繪畫史的重要史料。畫中以超度往古眾生為主題的雇典婢奴、饑荒餓殍、棄離妻子、枉濫無辜、赴刑都市、兵戈盜賊、軍陣傷殘、水飄蕩滅等,旨在說明人生是苦、無常,勸人皈依三寶,並反映當時的某些社會現況,具藝術及歷史價值。如火焚屋宇軍陣傷殘等眾圖,描寫殘軍敗將棄甲曳兵而逃;近景為焚燒的房舍,一片火海中三人被困掙扎,反映了戰爭的殘酷。往古雇典婢奴棄離妻子孤魂眾圖,表現遭休棄的妻子和被典賣的奴婢其悲慘遭遇。兵戈盜賊諸孤魂眾圖,表現士兵濫殺無辜及強搶民女的情形。此外,許多畫面還展現當時明代衣著、風俗、信仰等歷史面貌,宛如是一部明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圖典。

自宋代(960~1279年)開始,三教(儒、釋、道)融合的現象日益明顯,元代(1271~1368年)以後漢傳佛教更加入了部分西藏喇嘛教的信仰,使得佛教信仰體系日漸複雜。在元、明、清的水陸畫不僅僅出現佛教之諸佛、菩薩、羅漢、明王等,還將道教、民間神祇納入佛教水陸儀軌中。水陸畫宛如一本神祇百科全書,融入各類神祇,並用佛教思想加以貫穿,將各類神祇、眾生給予分階定位。寶寧寺水陸畫除包含著佛教、道教、儒家往古人倫、九流十家等,甚至繪出寶瓶、金牛、天蠍、巨蟹等十二道星宮諸神。

此堂水陸畫的人物造形豐滿,比例準確,神態形貌刻畫生動,並描繪臉部、手指、毛髮及衣帶等細部的不同質感,線條纖細,毫髮畢現。畫中藉裝飾線條的疏密及比例的大小,強調人物的主次關係。服飾以明代為主,敷色鮮明,以紅綠強烈的對比色,體現明代人物畫風格;白線用蛤粉繪成,至今明亮如新。畫面所繪人物眾多,皆以工筆重彩繪製,同時使用泥金技法,富麗堂皇。



◆大威德馬首明王◆絹本設色,約明天順元年至四年(1457~1460年),畫心:縱120、橫62公分,裝裱:縱195、橫92公分,山西博物院藏,此畫頂端祥雲圓光中繪一菩薩,結跏趺坐,下方繪製明王,表該明王由上方菩薩所示現。菩薩化現明王忿怒尊,此乃為降伏剛強眾生與一切魔擾。明王額顱頂化現一佛首,豎髮怒目,三頭六臂相,手執各類法器,箕踞於牛背之上。



◆持地菩薩眾◆絹本設色,約明天順元年至四年(1457~1460年),畫心:縱121、橫61公分,裝裱:縱193、橫91公分,山西博物院藏,畫分兩層。下層最右側為持地菩薩主像,雙手托持紅蓮花莖;二天女隨後,其一人手捧珍寶盆景,另一人手捧沉香山石盆景。畫面上方繪五位菩薩合十而立,貌甚虔誠。

毗盧寺水陸畫
山西、河北一帶保存許多明清時期,北水陸系譜的壁畫與畫軸。在畫軸表現上以山西寶寧寺為代表作,至於壁畫部分,在山西計有:公主寺、圓智寺、資壽寺、雲林寺、淨信寺等;河北地區有:毗盧寺、故城寺(心佛寺)等。其中河北地區又以毗盧寺的水陸壁畫為代表作,此次展出,特別臨摹、再現北壁東面,以及南壁東面的水陸畫內容。

毗盧寺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該寺建築以釋迦殿、毗盧殿馳名中外,殿內有明代塑像,四周牆面繪有明代時期精美絕倫壁畫。一九九六年毗盧寺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寺始建於唐朝天寶年間(742~756年),宋、金、元時期不斷擴建,元至正二年(1342年)已經是「東木掩映,梵苑幽深」的宏大規模。明弘治元年(1488年)至嘉靖十四年(1535年),寺內住持募化重修。

依據《重修毗盧寺記》碑文記載,毗盧殿水陸畫於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由真定府的畫匠王淮、張保、河安等人所繪,此時期正是寺的鼎盛時期。水陸畫繪於殿內四壁,總面積近130平方公尺,數量計約一百二十組,人物多達五百餘尊。繪畫內容包含佛、菩薩、天王、高僧、天主、星宿、閻王、往古人倫等。壁畫主要分三層(有時會多二層,成為五層),每層分若干組,中、上層人物逐漸縮小,每組畫面皆以墨書題榜,傳達畫面意涵。

毗盧殿南北出抱廈,而將水陸畫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包括北壁東鋪、東壁、南壁東鋪;西部有北壁西鋪、西壁、南壁西鋪。東部以北壁東鋪西端起首,南壁東鋪西端結束;西部以北壁西鋪東端起首,南壁西鋪東端結束。

東南壁與西南壁主要繪製往古人倫,其次為孤魂,東南壁中最顯目者為引路王菩薩,西南壁最顯著的為面燃鬼王,其次為啟教大師。


至於東壁與西壁是相對,主要將道教神祇納入佛教水陸體系中,包含真君、龍王、天神、五帝、星宿、伏羲、女媧、神農、冥王等,以及佛教中鬼子母等眾、羅剎女等眾、五通仙人等。引領此二壁的菩薩計有四尊:地藏王菩薩、大德菩薩、大藏菩薩、大勢至菩薩。


東北壁與西北壁主要繪製明王、菩薩、羅漢、佛教護法諸天,以及納入佛教體系的道教神祇。東北壁與西北壁各繪製五尊明王,一共表現出十尊明王。該壁畫神祇計有:明王、金剛等眾、四大天王、南斗六星、十二元辰等眾、十六高僧、天龍八部、十二宮辰等眾、十回向菩薩、色界四禪天眾、天主等眾、韋陀尊天等。


全殿水陸畫構圖謹嚴,布局合理,眾多人物集中繪於殿內四壁,神態各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主次有序,層次井然。用色風格極為華麗,拂去塵埃,壁畫依然顏色鮮豔,當時設色主要採用天然的礦物質顏料,如:硃砂、石青、石綠、胡白、石黃等。人物設色以石綠、朱紅為主,間以黃、藍、褐等色。另外,在局部裝飾上還大量運用瀝粉貼金的工藝技法,使畫面具有立體感,顯得金碧輝煌,色彩絢麗。


古建築寺觀壁畫通常必須在原址上保存,以契合原本的神聖空間場域,但毗盧寺位處河北,許多觀者無法親臨現場感受,為此憾事,故本次展出臨摹複製毘盧寺北壁東面,以及南壁東面的內容。毗盧寺水陸壁畫因年代久遠,難免在局部產生崩壞、損毀現象,且色澤歷經歲月洗禮呈現較為暗沉。本次展出此壁畫,將復原本來的鮮豔色澤,並將殘缺處加以復原,使壁畫再現原有風華。

畫家介紹

姚淑龍,河北省石家莊人,一九六四年生。三寶弟子明龍居士,依舊畫坊主人。自幼受父兄薰陶喜愛繪畫,學習傳統人物畫。近十餘年專心臨摹毗盧寺明代水陸壁畫,依原貌、原比例繪製完成全套壁畫摹本,承襲古代壁畫的傳統畫法,採用重彩勾填、瀝粉貼金,礦物質顏料著色等傳統工藝,恢復其六壁十彩的精美原貌。因原壁畫年代久遠,原作有部分殘毀剝落,按張大千先生臨摹敦煌壁畫之法,在嚴格尊重原作的基礎上,補繪殘缺部分。為此在志同道合之好友張永波先生引領下先後十餘次遍走各地,進深山、尋古寺、摹古畫、查文獻,並請教專家,最終完成整堂石家莊毗盧寺水陸壁畫摹本。

 張永波,全國高級導遊員,從事古建築和佛教造像、壁畫藝術講解工作十五年。專注於「明代真定府寺觀壁畫群及民間畫匠班子」的研究,協助姚淑龍先生補配毗盧寺水陸壁畫損毀部分,並考證壁畫缺榜、空榜、錯榜內容。



◆明王◆畫面左側繪製五尊明王,各有榜題。中央繪一尊,四隅各配一尊。明王皆現忿怒像, 呈現威猛、降伏魔障英姿。左上隅為「無能勝明王」,乃地藏菩薩所化現,綠色皮膚,紅赭色鬚髮,三頭八臂,正面三目,八臂各持法器,乘坐黃獅之上。右上隅為「不動尊明王」,乃除蓋障菩薩所示現,三頭六臂,鬚髮黝黑,手結印契或持法器, 數臂手腕處盤繞小蛇, 乘坐灰馬之上。中央為「甘露軍吒明王」,乃阿彌陀佛所化現,三頭六臂,膚色紅赭,鬚髮黝黑,上臂托日月,中臂持武器與白幡,下臂結印契,乘坐於神獸上。左下隅「馬首明王」,為觀世音菩薩所示現,三頭六臂,頸部纏繞一條大黑蛇,除中臂腕處外,其餘手臂腕處皆纏繞小白蛇,各臂手掌持各類法器,乘坐於青龍身上。右下隅「步擲明王」,為普賢菩薩所示現, 三頭六臂, 皮膚紺藍, 紅赭色鬚髮,各手持法器或結印契,乘坐白象之上。



◆引路王菩薩◆立於祥雲之上,右手持淡黃色幡,左手持柄香爐,回眸慈視身後一切往古人倫、孤魂餓鬼、四生一切有情眾生。菩薩引領一切沉淪有情眾生,救拔至淨土彼岸,故示現出接引、引路之貌。

◆為國亡軀忠臣烈士◆一共繪製九尊人物,立於前方者為帝王,身著黃袍,頭戴爵弁,手持笏。帝王身後站立上下兩排各四尊人物,下排者,身著白衣、白帽,手持笏,象徵殉國文官;上排人物,身著盔甲戰袍,表示殉國將帥烈士。

◆往古比丘等眾◆表現出往古修道未果比丘眾,一共四尊,一位著藍袍,手持金剛杵、金剛鈴,張口,傳達此位比丘生前修習梵咒、瑜伽教法。還有一位滿臉皺紋的老比丘,身著深褐色衣,頭戴斗笠,雙手捧經書,表示該僧生前修習經論。另一位比丘,身著黃衣,頭戴法會時的黑帽,表示該僧生前修持懺儀。最後一位比丘,身著綠袍,與瑜伽教法的比丘,進行對話,表示該比丘生前亦曾修持此教法。

◆往古道人等眾◆畫面繪製往古修道未果的道家方士,一共四位。其中三位身著道袍,手持笏,頭戴道冠,呈現道長裝扮;另一位年老貌,髮鬚斑白,右手持竹杖,左手持道教經書,乃修行方士貌。

太岳區水陸畫
明清時期的水陸畫大都以壁畫或畫軸的方式呈現。目前畫軸的部分,在中國境內博物館不乏典藏相關畫作,全國各省博物館的水陸畫作統計達千餘幅, 反映當時各地舉辦水陸法會的興盛史實。


該堂太岳區的水陸畫由當地所徵集,爾後移撥至山西博物院,在館方典藏甚久,從未對外展出,此次機緣難得,特選三十幅作品赴臺展出。此堂畫面包含佛、羅漢、四大天王、天龍八部、耗神等。


畫作採用絹本重彩設色,鉤勒細膩,色彩華美,整體妙相莊嚴。畫心高約143~147公分,寬約68~69公分;裝裱高約259公分,寬約105公分。該堂水陸畫除了少數幾幅未書寫榜題外,幾乎皆書有泥金榜題,藉由榜題可了解繪畫之諸神祇內容。


此堂水陸畫許多畫面,在左下隅墨書「弟子張崇禔薰沐虔獻」。另外,在該堂水陸畫中的〈水陸緣起圖〉,畫面呈現上圖下書的形式,圖案繪製「梁武帝聽法圖」,梁武帝與寶誌禪師對坐,敘說梁武帝的水陸故事緣起。下半部墨書〈水陸緣起〉一文,該文後題款「康熙己酉年季秋穀旦 弟子張崇禔薰沐拜錄」,其書風表現,與其他幅水陸畫面題款的「弟子張崇禔薰沐虔獻」書寫具有一致性。可知該堂水陸畫,由三寶弟子張崇禔出資奉獻,親自加以墨書落款,並且書寫〈水陸緣起〉一文。各幅張崇禔題款後方皆鈐記矩形朱印「康熙己酉季秋穀旦」一方,可知此堂水陸畫繪於清康熙八年(1669年),屬於清初的作品。


該堂水陸畫作除了朱印以外,通常於畫面右側墨印「飛朋(鳳)」、「常星」、「圖書」三方,為何鈐記此三方印?情況不甚清楚,或許為當時張崇禔所奉獻寺院的收藏圖章,也或許為後世的收藏印。


在〈水陸緣起圖〉的「梁武帝聽法圖」,畫面左下隅用篆字書寫「三教弟子吳畺敬寫」,落款下方鈐記兩個方形朱印,上方朱印字跡模糊無法辨識,下方印刻「吳疆」二字,顯示該堂水陸畫極有可能是在家居士吳疆所繪製。此次來臺展出的各堂水陸畫作中,僅此堂畫作出現出資供養者、繪畫者、題款紀年,並且鈐記相關印章,於明清時期的水陸畫相關案例中並不多見。


除此之外,該堂水陸畫還有一項特殊點與其他堂水陸畫不同,即於每幅水陸畫作背面簽條皆書寫掛軸次序,共分上、中、下三堂,每堂區分左、右,並進一步細分上、下次序。例如〈釋迦牟尼佛〉簽條書「上堂左上一」;〈冥府道明尊者〉簽條書「下堂右上十七」;〈喪門吊客陣亡將士〉簽條書「下堂右下三」。以畫面榜題掛軸次序推算,該堂水陸畫原作至少約為一百幅左右。但上、中、下三堂排列並非「北水陸」的習慣方式,因為「北水陸」的排列通常是整體性依序分左右掛出。而該堂水陸畫又分左、右排序,此乃「北水陸」慣用的傳統手法。今日將北水陸的《天地冥陽水陸儀文》所奉請的神祇,與該堂水陸神祇相對,大致上皆可吻合。為何會出現此情況,實在是令人費解,或許當時該寺院,廟宇較為狹小,一殿之內無法將所有的水陸畫皆掛出,因而分為三個殿宇懸掛,每個殿宇懸掛又分上、下次序,以減少水陸畫掛軸使用空間。


依該堂水陸畫按照上、中、下三堂排列內容來看,上堂主要為佛、菩薩、明王、羅漢、天界護法神祇等眾;中堂主要為佛教夜叉類鬼神眾,以及道教、民間信仰中納入水陸儀軌中的神祇,包含著龍王、藥叉、五嶽等眾;下堂主要為地府神祇,以及往古人倫一切有情眾生,包含十殿閻王、判官、投河落井、山精石怪、修羅地獄、陣亡將士、喪門吊客等眾。


該堂水陸畫繪製於清初,可看出北水陸畫系譜從晚明至清初的傳承性;而該堂水陸畫的內容、排序,與北水陸儀軌有些許差別與變異,展現出地域信仰特色。

註1: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甘肅的古浪縣、民樂縣、山丹縣、武威市博物館;山西的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藝術博物館、解州關帝廟等,都有典藏明清時期水陸畫作。



◆諸羅漢眾◆絹本設色,清康熙八年(1669年),畫心:縱147、橫68公分,裝裱:縱259、橫105公分,山西博物院藏,圖繪九位羅漢, 神情各
異。羅漢均有頭光,形象或老或少,或漢人形象,或胡貌梵相;手或籠袖,或拿錫杖,或拄竹杖。其中一尊戴灰色風帽者為達摩; 另一尊者左手持錫杖, 右手撫虎, 為伏虎羅漢(儀軌中為蘇頻陀尊者)。羅漢身旁伴隨有侍者,身形較小。畫面中的羅漢並非按照《天地冥陽水陸儀文》中所載「十六羅漢」,此堂羅漢分左右兩軸,每軸畫九位羅漢,表現「十八羅漢」,反映出民間世俗信仰的融入。



◆水陸緣起圖◆絹本設色,清康熙八年(1669年),畫心:縱147、橫68公分,裝裱:縱259、橫105公分,山西博物院藏,畫分上圖下書兩部分。上部繪梁武帝聽法圖,梁武帝與寶誌禪師對坐;下半部為〈水陸緣起〉一文,記載史傳梁武帝夢中得見一位神僧啟示, 夢醒之後,得寶誌禪師指教,創作水陸儀軌的緣起經過。

太岳區「神像式」水陸畫
漢傳佛教最大規模的法會莫過於水陸法會,明清時期在中國許多地方都有舉行水陸法會的風氣,當時是相當興盛的法事之一。水陸法會大多是眾人出資發願辦理,此種結合萬緣的水陸為「眾姓水陸」;亦有地方紳士、家族、名流等獨自出資所辦理的「獨姓水陸」。


古代水陸法會的規模可以盛大豪華,亦可中庸莊嚴,但也可以簡單樸實,主要取決於經濟、人力、物力、地域等考量。所以因應不同水陸法會的需求,所懸掛的水陸畫規模、尺寸、繪製精細程度等也就有所差異。此次展出的這一堂水陸畫,其畫幅並不算大,高約56公分、寬約27公分,裱褙於紙板上。該堂水陸畫作屬於立牌式擺放或懸掛性質,其尺寸較一般水陸畫掛軸小,通常為舉行較簡易型的水陸法會,或獨姓水陸法會,乃至偏遠地區舉辦水陸法會時所使用。


本堂水陸畫由太岳地區移交給山西博物院典藏保存,在畫面中僅有神祇圖像,並未書寫榜題與次序,館方也未對此堂畫作進行定名,為便於論述探討,此處暫且定名為「太岳區神像式水陸畫」。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一年成立太岳地區,歸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領導,一九四六年起管轄四個專區、三十四個縣,今日除濟源、孟縣、王屋屬河南管轄,其餘各縣都在山西省境內,一九四九年秋撤銷。所以該堂水陸畫究竟源於山西太岳何處並無法考證,但以山西黃土高原多山的地形來看,許多地方偏遠且交通不便,此堂水陸畫作可相疊收納極為輕巧,便於攜帶舉辦法會使用。


此堂水陸畫作輕巧,屬於北水陸畫系統,約繪於明末清初時期。此次來臺展出共十四幅,包含羅漢、天王、星宿、羅剎、閻王等題材,畫幅雖小描繪卻一絲不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用來形容此堂水陸畫亦不為過,例如十殿閻王的部分,便以一幅一閻王的形式繪出,而一般明代水陸畫,大都以兩幅畫或兩個畫面來呈現十殿閻王,例如寶寧寺水陸畫、明代山西公主寺水陸壁畫。閻王的圖像體現出北水陸畫的靈活與多元性,該堂水陸畫中除了對於往古人倫,以及地獄道等眾生的超度外,也反映出民間信仰中的死亡觀,對於十殿閻王圖的重視。從太岳區神像式水陸畫遺存的畫作數量進行推算,此堂原畫作甚多,最少應達一百餘幅,最多為一百五十幅以下。

在明清時期的水陸畫,主要是以畫軸,或者壁畫的方式呈現,立牌式的水陸畫出現,反映出歷史上曾有該類水陸圖像形式的流傳。北水陸法會也有較為簡易的形式出現,使得水陸畫有較為便利的樣式展現。而該套水陸畫的輕巧性,也可做為粉本傳鈔的工具,以利於水陸畫的推廣與流傳。



◆羅漢◆紙本設色,明末清初,縱56、橫27公分,山西博物院藏,畫面共分上下兩層,上層為六位,下層二位,共八位羅漢。此堂水陸畫原本應有對稱的另一幅,同為繪製八位羅漢題材,二幅計表現出「十六羅漢」的主題。畫面下層的羅漢,一位年老貌,髮鬚斑白,右手撫老虎頭部,左手持錫杖; 另一位羅漢中年貌,左手舉至胸處覆掌,右手持拂塵。

太岳區「牌位式」水陸畫
該堂水陸畫徵集於太岳地區,但該畫作相關背景資料缺乏,無法得知原來為何處寺院收藏?繪於何時?法會擺放形式?留下許多無法解開的謎團,甚為遺憾。爾後,此堂水陸畫移撥至山西博物院典藏,並未向外展出過,此次來臺展出共計三十六幅,首次呈現於世人面前,可說相當難得可貴。


該堂水陸畫每幅作品尺寸不大,約高59公分、寬31公分,繪製於布面上,畫畢以後在畫心周圍裱褙藍布,畫作背面襯紙托底,成為裱版形式。畫面內容皆描繪束腰台座,座上放置大朵蓮花,蓮花上方繪製牌位。中央牌位內繪墨底方形,以泥金正楷書寫奉請神祇的尊名。牌位兩側通常各配騰龍一隻,上方配置回首鳳凰。但有幾幅畫面卻將牌位的龍鳳圖騰改為牡丹花紋形式,例如「貢奉城隍真宰祠堂宮廟一切神眾」。此堂水陸畫整體樣式風格統一,用色濃豔、造形磊落豪氣,整體來看應屬於清代之作。而山西博物院對此堂水陸畫也無正式定名,為了方便介紹與區別其他堂水陸畫作,此處暫稱為「太岳區牌位式水陸畫」。該堂水陸畫與一般常見的明清時期水陸畫有顯著差異,一般水陸畫皆是繪圖樣式,而該堂水陸畫卻是牌位式的樣貌。此外,每幅畫面的下方幾乎皆書寫左、右邊安置次序,例如「南無妙覺菩薩八大菩薩」為「左一」、「參隨像駕八部龍天」為「右九」。從畫面的牌位所書神祇榜題與次序內容來看,屬於北水陸系統,該堂畫作原應在一百幅左右。一般而言,當時北水陸畫一堂畫作約在一百二十幅至一百五十幅之間。相較之下,太岳區牌位式水陸畫幅的數量較少,但奉請的神祇數量並未減少,所以該堂畫作的榜題書寫上,常將奉請的不同神祇合寫,以減少牌位空間運用。例如「右七」的畫面榜題書「忉利帝釋四大天王眾」,書寫神祇內容極為簡練,北水陸《天地冥陽水陸儀文》中該類神祇內容則分為:忉利帝釋天主并諸天眾、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目天王、北方多聞天王。在北水陸畫表現上,一般而言,此段文字內容會繪製二至四幅作品。


該堂水陸畫與神像式水陸畫有諸多雷同。首先,這兩堂水陸作品,皆出自太岳地區。其次,二堂畫作尺寸皆不大,也是屬於便於攜帶形式。再者,兩堂水陸畫的裝裱形式雷同,皆為立牌式使用。最後,該水陸作品可以不斷回收重複使用,與今日南水陸法會焚燒紙張牌位有所區別。反映出山西太岳地區多高原、丘陵,交通不便,而世人卻欽羨水陸法會,但舉辦一場盛大的水陸法會,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甚高,因而簡化水陸儀軌,並將水陸畫作縮小,乃至有使用牌位式的樣貌出現。


太岳區牌位式水陸畫的畫幅尺寸並不大,依形式來看,原本應該是在舉辦水陸法會時,依序置放於桌案之上。今日舉辦水陸法會(當今水陸法會屬於南水陸系統)時,在水陸畫軸前方通常會放置紙張製成的簡易牌位(印刷品),牌位上方書寫各類奉請神祇,以契合水陸畫作內容,法會送聖時會焚燒此牌位。此堂牌位式水陸畫當時並無焚化的用途與企圖,卻可以不斷的重複使用,所以繪製十分用心,並以泥金書寫各神祇尊名,某種意義上具有替代水陸畫的功能性。


今日舉辦水陸法會通常會在水陸畫前放置牌位,至於太岳區該堂牌位式水陸畫作,是否就是放置在水陸畫前的牌位,增加法會莊嚴性,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例如明代山西金燈寺水陸殿,洞窟開鑿於明弘治十七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04~1565年),壁面以浮雕刻畫水陸圖像,共計六十九幅,但該類水陸畫作並未刻寫榜題;強調以圖像表現諸位神祇重要性,大過於榜題書寫。但也有可能在無榜題的水陸畫前方放置牌位,以莊嚴道場,且相關牌位的擺放對於畫作本身具有輔助說明的意涵。等到水陸法會結束以後,便將相關牌位收放起來,以利於下次舉行水陸法會時使用。


太岳區該堂以牌位式出現的水陸畫,打破以往明清常見的水陸畫作形式,反映出古代山西水陸法會的興盛史實,以及水陸法會在地域性發展的變革,無疑是最佳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