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何時傳入上海，史料中無確切記載，但保存至今的敦煌莫高窟《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壁畫》和南朝梁簡文帝蕭綱《吳郡石像銘》中記有：「建興元年（西元313）吳郡婁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滬瀆……」幾個打漁人在滬瀆口隱約看見兩個人像浮海而來，以為是神仙顯靈，引起四方轟動。吳縣信士朱膺聽說後，沐浴清齋，乘船至滬瀆口，發現是兩尊石像，背部有「維衛」、「迦葉」題記，確認是佛祖的兩個弟子，遂迎至蘇州通元寺供養。記載中的婁縣、松江下游、滬瀆口，都在今上海境內，說明佛教至遲在西元3—4世紀已經傳入上海。 上海現存的13座古塔，是佛教在上海傳播發展的例證，也是上海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20世紀70年代至今，上海文物主管部門先後對多座古塔進行了清理修繕，在興聖教寺塔、李塔、法華塔、西林塔等古塔的地宮、天宮中發現了佛造像、佛塔、舍利子、玉石、瑪瑙、水晶、珊瑚、石刻等文物1500左右，不僅使寶塔增輝添彩，也為上海的文物考古寫下了重重的一筆。 第一部分：海上佛光 上海出土的佛教文物中，阿育王塔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文物之一。阿育王，為古印度摩羯陀國孔雀王朝國王（前268年-前232年），在位統治時期立佛教為國教，為了供奉佛舍利，建造了八萬四千塔，相傳其中19座塔曾藏於中國名山中。五代吳越王錢弘俶仿照阿育王塔建造八萬四千塔，大小不等。考古發現和流傳至今的金屬阿育王塔，塔上有「吳越王敬造」「吳越王記」「吳越國」等題記的初步確認是吳越王錢俶建造八萬四千塔中的倖存物，剩餘無題記的「阿育王塔」，很可能一部分亦為吳越王錢弘俶建造八萬四千塔中的倖存物，一部分為宋元時仿吳越阿育王塔鑄造的。 第二部分：古塔遺珍 佛塔，又稱「窣堵波」、「浮圖」、「塔婆」。窣堵波是古印度梵文「Stupa」的音譯，意為墳塚、靈廟，在印度最初為埋葬屍骨的饅頭狀半圓形墳丘。釋迦牟尼圓寂後，屍體火化，結晶出各色珠子，擊之不碎，是為舍利。八國國王分取舍利，造塔供養，塔被賦予供養舍利的特殊含義，繼而演化為佛教傳法弘法的象徵，成為早期佛教寺院不可缺少的建築。 佛塔是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的，傳入後，即與中國傳統的樓閣式建築相結合，產生了樓閣式佛塔，後成為歷代高僧圓寂後埋藏舍利的建築物。上海保存至今的13座古塔為青浦泖塔、吉雲禪寺塔（青龍塔）、萬壽塔，松江李塔、秀道者塔、興聖教寺塔（方塔）、護珠塔、圓應塔（西林塔），嘉定法華塔、南翔寺磚塔（雙塔），徐匯龍華塔，金山華嚴塔（松隱塔）。2016年，考古發掘又發現了文獻記載的隆平寺塔塔基。 第三部分：吳越梵相（佛教用器，展現不同時代江南地區佛像的演變） 上海古塔已發現並清理的地宮、天宮中，裝藏文物約1500件。這批文物大致可分為佛教用器和日常生活用器兩大類。佛教用器是指凡供養諸佛、莊嚴道場、修正佛法以及實踐圓成佛道的資具，包括佛造像、舍利塔、法器、經卷、舍利子、碑刻等。本部分主要展示佛造像、法器兩種佛教用器。 在地宮、天宮中共裝藏佛造像近200尊，以像類分為釋迦牟尼、菩薩、羅漢、太子像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造像背面有發願文，由文字可知，這些是由佛教信徒、善男信女施捨的民間造像。佛像面相寬平、體態豐臃、裝飾繁縟，完全是一種世俗社會崇尚的富態和福相的審美標準。這也反映了當時佛教在民間的繁盛，造像貼近世俗，寫實自然，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給上海唐宋元明時期佛教造像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增添了一道絢麗的色彩。 廣義而言，凡寺院內有關莊嚴佛壇，用於祈願、修法、供養、法會等各類佛事，或是佛子所攜行的念珠、錫杖等修道之資具，統稱為法器，又稱佛器、佛具、道具等。狹義言之，特指置於佛前之小型佛器，尤指密教修法所用之器物。若以用途分類，大致可分為莊嚴具、供佛器、報時器、容置器、攜行器及密教專用法具等六種。上海地區考古發現的法器相對較少，本部分主要展示兩種法器：報時器——金剛鈴，攜行器——缽。 第四部分：江南寶影（日常生活用器，展現上海地區佛教的興盛以及江南人的精緻生活） 在上海古塔中發現的供奉品中還有盒、爐、盤、杯、飾件、硯、鏡、瓶等，這些並非是佛教用器，而是當時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器。建造、修葺古塔時，信眾將自己隨身佩戴或珍藏的心愛之物或貴重財寶施捨到塔內，這是各地善男信女出於對佛的虔誠。由於塔的地宮、天宮修建大都有文獻記載，因此為研究相關文物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年代參考。 上海古塔的地宮、天宮中裝藏的供奉品，年代跨度由唐至明，數量可觀且年代跨度大，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地區佛教的長盛不衰，另一方面也可窺見當時社會經濟與工藝技術的發達，同時也體現了唐宋元明時期江南人的精緻生活。 結語 上海博物館所收藏的中國歷代佛像，反映了上海近現代上海人民對佛教文化與藝術的尊崇與喜愛；而上海地區出土的佛教藝術，更說明了上海地區的先民對佛教的推崇；中國引進的佛教文化，融化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不同領域與各個層次都留下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江南的上海，以海派文化而聞名；這其中，亦有佛教文化對其深遠的影響。